当时不少水库的溢洪道闸门紧闭，有的多年没打开过，已经锈死，当入库水流远超警戒水位时，一些水库的溢洪闸门甚至打不开，而要用炸药炸毁泄洪道闸门，又必须一道道向上请示，时间被无情耽搁，最终，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相继溃坝，导致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680万间房子被毁，京广线中断了18天。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到各种类型的激进主义者如何协力推动目标，打造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总而言之，利润最大化和短期主义很少符合或并不总是符合应对未来危机的公共目标。
首先，西方经济体为了支持困难行业和企业而采取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此过程中会签署一系列协议，这会限制借款人的行为，让它们难以解雇员工、回购股份和支付高管高额奖励。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认为，这种模糊了线上线下界限的现象表明，我们的世界正在翻转[1]，并表示不断开放的网络空间正在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强大趋势之一。多家美国航空公司近期持续使用大量公司现金为公司股东派发分红，却还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因而受到了公众的抨击，这也充分说明了公众态度的变化会如何影响法案的制定。此外，这些企业还必须确保在自身供应链内也采取同样的举措：它们会评估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一直覆盖到终端供应商甚至是供应商的供应商。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可持续发展板块的表现要优于传统的基金。
如此一来，生产的成本必定会增加，但企业要打造风险抵御能力，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如果此前是依靠准时制的全球供应链来实现盈利，那么现在必须反思自身经营方式，并且有可能需要抛弃效率优先的理念，转而更加注重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非常清晰，好像在逻辑上一环扣一环，但是推行以后的结果却跟原来预期的效果正好相反呢？为什么按照休克疗法这种被认为最好的方式转型，结果经济却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腐败问题还更严重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原来对经济干预、扭曲的目的是什么。
活不了会有什么结果？一方面是规模很大，雇了很多人，让它破产，就会有大量的失业，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同时，宏观的价格必须稳定，如果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价格就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效。而且不仅是开放准入，同时还积极地因势利导它们发展，包括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给予各种的优惠政策，把那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发展起来。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给保护补贴就会有寻租、腐败的问题，会有社会代价、政治代价。
所以说，取消保护补贴对腐败有釜底抽薪的作用。既然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只要管理好，就应该能赚钱，就应该能够面对市场竞争。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认识错误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增速的回落产生多大的影响？ 第二，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国民储蓄率呈下降的走势。由于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这些服务在GDP中得不到反映，或者得不到充分的反映。所以2012年以后，PPI对CPI的传导不畅了。
这些新的经济活动通过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往往难以获得，容易被遗漏，在GDP里得不到反映。由于当前的价格指数没有实施产品质量调整，相应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索罗悖论，到处都能看到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是看不到它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2021年8月25日下午，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于线下线上召开，主题为中国人口战略与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许宪春出席会议并发言。
如果保护低效率企业，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从统计理论上讲，一种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功能增强了，所伴随的价格上升不属于价格变动，而是属于物量增长，也就是属于经济增长。
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第二，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第一，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增速呈回落的走势。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2019年仅增长5.1%。目前制造业领域正在大量使用机器人，将来服务业也会大量使用机器人，甚至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员的快递骑手都可能由机器人来替代。同时，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9年的6%，平均每年回落约0.5个百分点。这三个价格指数涨幅波动最明显的是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然后是PPI，最后是CPI，所以那个时候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动对PPI、PPI的变动对CPI的传导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产品的功能大幅度提升，但是价格下降了。
2010年国民储蓄率为51.77%，2019年降到43.86%。进入专题： 劳动人口 中国经济 。
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是不一样的。这段时间经济增速的回落恰好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然后不断回落。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大量信息，通过手机与朋友交流沟通、听音乐、看戏曲，这些服务往往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
现在的一个智能手机功能强大多了，但是它的价格却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国民储蓄率的下降的影响有多大？ 第三，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降。实际上，2012年之前，三个价格指数涨幅具有相同的走势，一是货物进口价格指数，二是PPI，三是CPI。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有的房主在小猪短租注册，将自有住房出租获得租金收入。有两个观点我特别赞成： 第一，消除竞争障碍，允许企业进退。
但是，2012年之后，不管PPI涨幅怎么波动，CPI涨幅基本上是平稳的。但是现在许多产品的质量提升了、功能增强了，价格却在下降，说明纯粹的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两者的价格差额部分应属于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针对计算机的迅速发展，索罗提出了著名的悖论，即所谓的索罗悖论。例如，有的车主在滴滴出行注册，利用私家车拉活，获得收入。
我从国家统计局退休以后一直在研究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监测问题。我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仍比较低，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CPI与PPI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
应该让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去，让好的企业进得来。CPI与PPI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否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关？ 针对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我想到了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问题，另一个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速的影响问题。
人口和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2012年之前，CPI涨幅与PPI涨幅不同，PPI涨幅波动性较大，CPI涨幅波动性较小，但是两者的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PPI涨幅下降的时候CPI涨幅也下降，PPI涨幅上升的时候CPI涨幅也上升，PPI对CPI的传导作用明显。
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大哥大值一两万元钱，但是它只有通话的功能。所研究的内容与上述问题有一定关系。
